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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桓帝应该算一个。
虽然在诸葛亮的眼里，他是‘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’的昏君。但是他在位期间，确实做过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！
这个决定，叫做‘三互法’。
放到后世，这个办法叫做‘任职回避制度’。
按照汉桓帝的规定，如果你要做太守，那么你就不能在你的家乡做官。你老婆家的亲戚，也不能在你的家乡做官。
如果你去了你同事的家乡做官，那么你的这个同事，同时期也就不能去你的家乡做官。
展开剩余79%这个办法，极大的避免了官员结党营私，遏制了地方豪强在本地的发展。以至于从汉桓帝创造出这个办法之后，后世很多朝代，都在延续这个办法，直接延续了近两千年。
在汉朝的时候，因为察举制的出现，很多汉朝官员开始有了一个权力，那就是举荐人才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些官员在举荐人才的时候，或许还会尽量本着公平的原则。但是后来，大家逐渐发现：这套制度，存在一个明显的作弊漏洞。那就是官员之间，可以相互举荐对方的亲人。
这个漏洞出现之后，不管汉朝人想了多少办法，始终都没法补上。这就导致一个汉朝高官的孩子，远比平民百姓的孩子，更容易做官。
手里有了权，再申请回家乡做官，成为家乡的县令、太守。这样一来，这个靠家族关系上位的汉朝官员，接下来就能反哺他的家族。在他的庇护下，他的家族能够在家乡迅速兼并土地。
而有了土地之后，这个家族就能依托土地，招募佃农，左右当地的经济。以后不管换成谁做县令，只要想让当地稳定，就必须得安抚和依靠他们家。同样，以后再举荐人才的时候，也得从他们的家族挑选人才。
于是，到了东汉中后期，一大堆的地方世家豪强，就开始纷纷出现了。他们不但在各自的家乡州郡，拥有极大的话语权，连当地的县令和太守都管不了。甚至于到了黄巾起义之后，他们还能利用自己的组织能力，轻易招募军队。
而像汝南袁氏这种家族，号称四世三公！他们家连着四代人，都有人位列三公，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。这样的家族，在汝南几乎就是土皇帝。如果有官员去汝南做太守，不光不敢管袁家，还得为了自己的仕途，给袁家说好话。
这可就太可怕了。
而汉桓帝在位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况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由袁家人做汝南太守，汝南郡的耕地，又有一大部分都属于袁家。这样的袁家，和藩王有什么区别？
思来想去之后，汉桓帝最后就想出了这个三互法。
按照这套制度，首先，袁家人自己不能在汝南郡做太守和县令。其次，袁家的姻亲，不能在汝南郡做太守和县令。比如说，袁家的女儿嫁给弘农杨氏的儿子，那么杨家的儿子和他家的人，就都不能在汝南做官。
另外，官员之间，不能相互到对方家乡去做官。比如说袁家和杨家，不能同时去对方的家乡做太守。如果袁家做弘农太守的时候，杨家人如果在汝南做太守，双方就有相互照顾对方家族的嫌疑。所以，如果袁家人在弘农做太守，杨家人就绝对不能在汝南做太守。
这就是汉朝的三互法。
虽然汉桓帝最后也没能救得了汉朝，而且他提出三互法，更多还是为了自己的统治需求。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办法，确实给后世开了一个好头。
这个办法，虽然不能从根本上，遏制那些世家豪强的出现。但是至少，可以从一定程度上，防止官员结党营私。
所以，后来所有的封建王朝，只要遇到类似问题，几乎都会抄汉桓帝的这个办法了。
不管汉桓帝算不算是昏君，但至少，他提出的这个办法，确实还是挺英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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